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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景春:好演员是生活的搬运工



  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着实引发不小关注。王小帅执导的影片《地久天长》获得大丰收,男女主角的扮演者王景春和咏梅双双摘得银熊大奖,中国电影又一次在国际影坛迎来高光时刻。

  被戏言“戏火人不红”的王景春在片中饰演工人刘耀军,于观众而言,这位中年演员的相貌比名字更熟悉:《都市男女》中,他是“妻管严”小男人蒋文彬;《警察日记》中,他是鞠躬尽瘁的公安局长郝万忠;《白日焰火》中,他是古怪阴柔的干洗店老板荣荣;《影》中,他又成了心机深沉的沛国大臣鲁严;《盗墓笔记》中,他是圆滑精明的土夫子吴三省……

  无论是正派角色,还是边缘人物,他都扮得惟妙惟肖,丝毫不带任何生硬的表演痕迹。在他看来,每个好演员都应该是生活的搬运工,戏不是演出来的,而是融进去的。不得不说,演技和勤奋一直是他的通行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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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减重30斤 奔跑5天

  严格说来,王景春从未饰演过侠客或是浪子,可他的身上却充溢着浓厚的江湖气息:随性洒脱,豪爽粗犷,重情重义。他直言不讳,常常否认外界赋予自身的传奇细节,即使谈起《地久天长》这部耀眼之作时,也不例外。

  “我一开始接这部戏,就是出于哥们儿义气。”王景春坦言,网络上说得有鼻子有眼的“看了剧本,拍案叫好”的情节与事实相去甚远:当初王小帅来了个电话,喊王景春出演男主角,他连剧本都没看就应允了,“让我来,我就来呗。”直到与戏中角色刘耀军相逢后,王景春才发现,这部写实电影相当难得,“你想,从20多岁演到快60岁,历经青年、中年、老年,多棒。”王景春跃入了一个男人30年的命运湍流中。

  演员王景春一脸憨厚相,基本符合工人刘耀军的设定,无须过多修饰。但体型却是个大问题:王景春身高大约177厘米,体重84公斤,算不得胖却也壮实,而刘耀军生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那个年代男女普遍偏瘦。王景春的体格明显出戏。“中年人,减肥不容易啊。”他拍拍肚子,“前两周,不吃饭,只喝点代餐粉,加上跑步,不断心理暗示‘要瘦要瘦’,体重降下来了,身体却扛不住了,后来只能吃白水煮的菜和肉。”这对一个爱吃、会吃,做得一手香喷喷新疆抓饭的食客来说,无异于是折磨。在遭受一个月味觉上的酷刑后,王景春体重足足掉了30斤。

  王景春和刘耀军渐渐重合成了类似的轮廓,新问题随之而来。刘耀军有两场奔跑戏,一次抱着溺水的儿子刘星,一次抱着自杀的妻子丽云。刘星的扮演者是个孩子,抱着他跑不算费劲。丽云的扮演者咏梅身高将近170厘米,要抱起她可不算轻松,更甭说要步速迅猛,穿堂过街。

  一场戏,足足耗了5天。“送医院的戏变换了多次场景,要从家里出去,还要穿行小镇,经过石头台阶,最后要绕过长长的拐角到急救室,因为是夜间的戏,焦点、光线都有讲究。”他回忆,最后一天拍到夜里1点多,以为能过了,结果摄影师认为焦点太远,重来一遍。“我好惨呐!”王景春发出了一声半开玩笑的“哀嚎”。戏中,刘耀军咬着牙抱起妻子一路狂奔,终于得到了完美的影像,王景春的手臂肌肉却拉伤了。

  王景春复刻了刘耀军的诸多活动,后者有好几场酒戏,三盅“草原白”是这个伤心人前期下班放松、后期买醉浇愁的方式。剧组里的王景春也做了回好酒之徒——三盅“草原白”,一天不落。他不仅自己摸索着人物的状态,还传帮带着年轻演员。王源在剧中成了他的养子刘星,和养父的关系火花四溅。王源进组时,王景春设计了一场“下马威”,对于王源的问候置之不理,还貌似轻蔑地瞥了他一眼。为了调动起王源的情绪,王景春没和他说过一句话,开机后,他直接撞入了刘耀军的灵魂,一把抓起不服管教的孩子,横眉立目。遭遇故意冷淡的王源瞬间找到了青春期叛逆少年的感觉。女主演咏梅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,开拍第一场戏前,王景春让她看看,自己的扣子扣没扣好。这是一个最自然平常的中国式夫妻互动,咏梅放下了之前所有的疑虑,她形容王景春“像一个生活在一起很多年的丈夫。”

  王景春捧起银熊奖杯,在致辞中说道:“我想尤其感谢王小帅和刘璇让我来演这部电影,拍出一部这么好的艺术电影,让我生活在刘耀军的世界里。”

  刘耀军借由王景春获得了不朽的影像生命,他的苦难、隐忍与慈悲地久天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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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扒开一条岔路

  今年,王景春两次成为话题焦点,一是柏林获奖,受封影帝;二是在个人微博晒出五级焊工证,自封“被演艺事业耽误的电焊工”。

  这张中级技术等级证书里有张颇具年代感的黑白照,照片里的王景春眉目青涩,发证日期是1992年。掐指一算,当时他才19岁。化工技校毕业后,王景春揣上了实用的焊工证,五级焊工在同学里也是级别最高的,在千差万别的身份下,王景春都显示了同样的品质——心灵手巧、认真勤勉。影片《地久天长》中,刘耀军半辈子靠电焊谋生,每场“焊活儿”,王景春都是真人上阵,游刃有余。

  王景春从小喜欢排节目,但在那个年纪,还一板一眼踩着世俗的步伐。在一次演出中,他被新疆百货大厦的领导看中留下,先是搞宣传,后来又卖起童鞋。一月赚上八百块,在那个时代,算得上丰厚。王景春的此世光阴仿佛就将围绕着三尺柜台缓慢铺排,平静、安稳,如同家乡阿勒泰市的十几万人一样。挥舞着信心,磨亮了实力,王景春在望得到头的小日子里扒开了一条表演的岔路。1995年,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,然后,走到东京,奔向柏林。

  成年之后,重看《丑小鸭》,很容易发现,丑小鸭之所以变成天鹅,不仅因为它足够努力,更因为它本来就是天鹅雏鸟。售货员王景春也经历了类似的“雏鸟时刻”,一个叫朗辰的人告诉他,“你应该去上海戏剧学院、北京电影学院,你具备这个素质。”后来,王景春将这位大四岁的新疆同乡称为“领路人”。

  朗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,被分配到天山电影制片厂,有次帮着艺术团排演小品,王景春偶然在场,看到一时挑不出演员,在一旁笑了起来。朋友把王景春推了出去,“你行你上!”还在嘻嘻哈哈的王景春一脚把台上的“门”踹开了:老师,你家着火了!朗辰一下子注意到了这个不怯场的小伙子,觉得是块表演的璞玉。听过朗辰的建议,王景春动了心,“我不太懂,你教教我?”说是表演教学,老师还在摸着石头过河,学生却学得一丝不苟,每天一下班,王景春就跑去朗辰家,看经典影片,做编戏练习,坚持了三年之久。当时跟着朗辰学习的有三个人,王景春的反应最快。

  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车,王景春赶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考场,和招生简章一对,却发现超龄了。看到这个外地考生风尘仆仆的模样,老师破格给他报上了名。

  笔试结束后是表演环节,考题叫“动物园”。“开始”的指令一出,学生们蜂拥至舞台中央,做出动物们的各种形态,王景春却掉过头,往堆满桌凳的排练场后面跑去。他想干什么?考官们谁也摸不着头脑。王景春爬啊爬,终于在最高处停下了,双腿蹲下,静止不动,目光坚定。他模仿的,是边陲城市阿勒泰常见的老鹰。即兴的发挥获得了专业人士的青睐。

  从四季分明的新疆来到阴雨缠绵的上海,王景春逐渐适应了沪上的饮食、气候、口音,他近乎贪婪地吸吮着科班的营养,年年都能拿上奖学金。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糜曾回忆王景春的校园表现,“那时,他在班上是一个戏痴,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戏,在生活中没事就找同学聊天谈戏,找老师研究,还能够举一反三。我跟他们说戏的时候,告诉他你要怎么样,他会说‘你别说,让我想一想,实在不行,明天我告诉你’。自己动脑筋,这样才学得快。他对表演的执着,对这个事业的执着,是他的最大特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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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呼一吸展现极致演技

  从任何审美标准来看,王景春的相貌都不出众:小眼睛、八字眉,肤色偏黑,扎进任何一个路人堆,瞬间淹没。在盛产英俊小生的演艺圈,显然不属于“老天爷赏饭吃”的行列,即使在柏林电影节的热潮席卷过后,“王景春”三个字还无法振聋发聩。可是,在任何不算影视剧绝缘体的观众那里,王景春的照片都能引发反响,“我见过,演过那个谁,那个谁……”有人说,王景春拥有神秘的“半透明体质”,还有人总结,这叫“戏比人红”。

  《武林外传》中的“吕秀才”喻恩泰写了一篇《王景春 庐山人民喊你回家吃饭》,讲述了一则带有预言色彩的山间往事:2009年,老同学王景春在湖畔许了一个“拿影帝”的心愿,后来,他先拿下了东京影帝,又摘得了柏林影帝。王景春说,许愿确有其事,但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纯属虚构,他的愿望没那么气势磅礴,就是平平淡淡的四个字——好好演戏。

  2003年,王景春拍摄了《巴士警探》。2004年,他开始十年“北漂”。通常来说,面对所有到访者,王景春都是体贴的,几乎有问必答,但每当记者试图从他嘴里掏出那十年的窘迫时,王景春就会闭口不言。“我不想谈,现在提不就是卖惨么。这就是生活,演员的必经之路。”王景春摆摆手。习惯了银幕上的起承转合,他明白,有许多人伸长了脖子期待现实的戏剧性,想要书写或者观看一位影帝波澜起伏的英雄叙事。王景春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演员,而不是艺人,他对刻意的营销不感兴趣。

  他很愿意谈谈戏,却拒绝为自己扮演过的大小角色分配交椅。王景春说:“不用比较,每个角色都深刻。”他基本不挑角色,没出名前,“有活儿找就不错了”;即使现在出名了,只要朋友们需要,时间允许,不管主角配角,戏份多少,他都不推。2008年,王景春在《不许抢劫》里扮演了一位农民工,从第一天到关机,二十多天,他坚持不洗澡、不刷牙,跑到工地体验生活,什么拉钢条、浇水泥、搭架子,多重的体力活都干过,滚出一身土气息、泥滋味。

  王景春多次饰演警察,几乎涵盖了所有警种。演反扒大队长时,他亲自抓过贼;演刑侦片时,出了案发现场。至于什么审问、笔录,他一一亲历,说得头头是道。拍《警察日记》时,里面有个场景,公安局长现场调解,承诺为农民工追讨欠薪。电影里的农民工来自劳务市场,剧组把他们拉来,堵在了高速公路上。

  为了保持原生态的生活感,摄影机架在隐蔽处,没告诉这些群众演员,偷偷开始拍摄。有人在农民工前说,“你们等一下,我们去把局长找来。”饰演公安局长郝万忠的王景春从车上下来,张口就问:“怎么回事啊?你们这什么情况?谁欠你们钱了?”王景春拿出烟来分发,和他们拉话,农民工把他当成了当地的公安局长,七嘴八舌地念叨:我是哪里人,什么公司欠了我多少钱……群众演员说的不是写好的戏词,是拿不到工钱的切身辛酸。他们觉得,这个模样严肃、声音沉稳的中年男人是个大领导,做得了主,办得了事。王景春骗过了几十双眼睛。2013年,第2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,王景春凭借《警察日记》,获得最佳男演员奖项。

  日本演员寺岛忍代表评委会宣读了颁奖理由:所谓演技的极致,是通过银幕上人物的一呼一吸来实现的。而对于跨越了人生几个阶段的表现,更是难上加难。在展现角色的缺点、强项和同情心的同时,再能够把这个人的人格树立起来的话,就是真正优秀的演技了!

  《白日焰火》中,王景春的名字列于演职员表的不起眼处,他饰演的干洗店老板荣荣,是个猥琐的小人物,镜头少,台词不多,王景春却一点儿也没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戏里有个场景,他要缝一件皮夹克,不大动针线的王景春一想,一个开干洗店的,肯定做惯了缝补。于是,王景春拜岳母为师,学了一个月的针线活。戏一开拍,飞针走线,娴熟精细,“震”了现场所有工作人员。“想当个好演员,就要做生活的搬运工。”王景春认为,戏要成功,必须“下生活”,把角色放在身份的坐标里,细细琢磨,增补台词、动作,最大限度去描摹日常。

  “有人说过我是‘警察专业户’,其实我演的不是某个职业,而是这个职业身份下的一个人,要了解这个人什么脾气,有什么特征,在各种情境下会如何反应,要真听、真看、真感受,为角色搭建骨架、添上血肉。”王景春跃跃欲试于新的人物类型,他还没有在任何现代剧中饰演过纯粹意义的反派。“如果有来找我的,我当然愿意演,但没人给我啊,可能都觉得我长得太老实了吧!”王景春嘿嘿一笑,眼神调皮了起来。

  他说,自己曾有三个遗憾,一是没演过古装戏,张艺谋导演的《影》补全了经历;二是没在横店工作过,拍了《建军大业》,也可以划去了;第三是没有拍过抗日剧,这条仍是空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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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艺术电影培植土壤

  演员之外,王景春还有另一重身份——上海市政协委员。他关注着影视市场,尤其是艺术电影的未来发展。

  在被问及对目前艺术电影生存现状的评价时,王景春蹙紧了眉头,“特别不好。”在相对轻松愉快的访谈中,他第一次显露出了焦急、忧虑和不加掩饰的无奈。“我们拥有110多年的电影历史和文化,我们的电影不应该被如此大量的商业电影占据吧?”

  王景春认为,票房不能作为评价艺术电影成就的标准,艺术片的受众并不少,观众热爱现实主义题材,有时其实是“想看却无处可看”。以《地久天长》为例,上座率曾达13%,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,说明存在旺盛的观影需求,但因为片长三小时,所谓“一部片会占两部片的时间”,很多电影院给出的排片量并不高,影迷想看却难以找到合适的时段——一天排片三场,上午一场,下午一场,晚上十时最后一场,待放映完都凌晨一时了,上班族很难有精力熬到如此之晚。

  艺术片《推拿》上映时排片只有3%,而《闯入者》《念念》更低至1%左右。

  2015年,王景春和廖凡合作成立了“春凡艺术电影中心”,致力推动艺术电影的传播。“我不想发牢骚,只想做点实事,弄个平台,给艺术片一点空间。”“春凡”目前主要做影展,通过集中放映经典影片,为艺术电影培育观众土壤。“春凡”在2018年10月策划了张艺谋大师展,《红高粱》《菊豆》《秋菊打官司》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《归来》等不同时期的佳作接连放映,尽管都是老片,却场场爆满,甚至有人站在过道看完全片。王景春说,他们正在筹备今年的活动,计划放映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和国外一些优秀影片。下一步,“春凡”将着手青年导演的孵化。

  “电影拍出来,最重要的是能被看到。”王景春说,“我和廖凡作为演员,有些圈里的资源,希望能利用起来。我们想在电影放映后搞见面会,让新晋导演谈谈创作方法,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。”他认为,面对面的交流甚至比电影放映更重要。对于电影业的各种趋势,他也极为关注。“潮流已经无可避免,以前大众最喜欢去电影院或在大屏幕看电影,现在手机等移动终端占据了绝对优势,观影习惯改了,影视从业者也不该故步自封。”

  如今,不少大片制作公司也开始放下身段投资网剧,曾经粗制滥造的网剧正走上严谨、精良的路子。他说,一旦遇上合适的网剧,他不排斥做些新尝试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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